LIFE

金庸筆下的俠士，雖然以俠骨柔情者居多，但也不乏以一身武功、滿腔理想，企圖闖出一番天地者。《鹿鼎記》中的第一大俠──陳近南，就是復國主義的熱情之士。
　
　陳近南本名陳永華，原是鄭成功手下謀士，後來成為鄭軍軍師。鄭成功由臺南鹿耳門攻臺，陳近南曾率兵衝鋒；之後鄭經反攻大陸，陳近南也曾在鎮江大破清軍。大約是這些實戰經驗，使陳近南認為「反清復明」是可期的。
　　陳近南的功業更在平臺之後：鄭成功治臺，陳近南屯田辦學、興利除弊，百姓尊之為「臺灣諸葛亮」。在中國大陸，陳近南則組織江浙閩三省未及退臺的鄭成功舊部成立「天地會」，進行反清復明的地下活動，以總舵主之尊，號令群雄。

臺灣的原住民部落都曾渡過一段，由獨立自主淪落至由外來政權統治的歷程，其中的差別或許只是時間的早晚。臺灣西南海岸平原上，所謂西拉雅語族「四大社」之一的麻豆社，在17世紀20至30年代之間，正經歷了由「最強大的部落」一變為隸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過程。相較於荷治下的其他諸部落，麻豆社所經歷的這個過程最早、最突出，資料也最豐富。過去與麻豆社相關的研究多以人類學的角度，報導所挖掘採集的遺址文物；本文則試圖以上述的歷史進程為經，以進程當中原住民、荷蘭人、漢人三方的三角關係為緯，編織起麻豆社從強大到衰微的歷史。　
         在麻豆社(唯一仍沿用古地名之四大番社)自主地位淪喪的過程當中，1629與1635是兩個最重要的時間點；前者是麻豆社挑戰荷蘭人地位的開端，後者則是荷蘭人徹底擊敗麻豆社，將其納入統治的時刻。依此可將整個歷史過程劃分為三期：1624-1629為「接觸與觀察階段」，雙方探察彼此的實力，思索如何應對；1629-1635為「衝突階段」，雙方的力量較勁從檯面下的試探一變為檯面上的全面衝突；1635年以後為「穩定臣屬階段」，麻豆社遭荷蘭重創，雙方簽定條約，麻豆社臣服於荷蘭。以下分別敘述。
      在1624年荷蘭人抵台之前，臺灣西南海岸的原住民部落正處於彼此結盟、對抗的紛爭時期，而漢人海盜與日本商人則依違於其間。荷蘭人的到來為此地複雜的權力關係帶來了新的變數：正在與麻豆、目加溜灣兩社同盟對抗，而實力遠不及的新港社，在蕭壠社袖手旁觀的情形下，轉而求助於初來乍到的荷蘭人；荷蘭人的援助則支持著新港社免於毀滅(當時四大社的實力，可以能夠動員武裝的男子數量來衡量：麻豆社約3000人，蕭壠社約1000人，目加溜灣社約1000人，而新港社僅約400人)。而麻豆社、荷蘭雙方在不清楚對手的底細前，彼此保持表面的和平直到1629年。
         除了介入當地部落政治角力之外，另一項結構性因素更促使荷蘭與麻豆社之間產生直接的利益衝突：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在臺經營方針，逐漸從獲利於轉口貿易，轉向為開發臺灣本土，招來漢人開墾，一舉解決糧食與勞動力缺乏的問題。然而這卻必須以侵犯原住民的土地為代價。1629年7月13日，荷蘭人打擊海盜的特遣隊遭麻豆社襲擊，52人(一說66人)陣亡，幾乎全軍覆沒；此舉正式宣告了雙方的敵對立場，也使荷蘭人決心報復。10月29日，荷蘭有效嚇阻了麻豆社、目加溜灣社可能針對熱蘭遮城的進一步攻勢；11月23日，荷方大舉報復目加溜灣社，麻豆社震懾之餘，主動回到談判桌上，簽定有效期限九個月的合約。
劫持荷蘭大員長官的朱印船船長濱田彌兵衛。

台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（Austronesian），族系多元而繁雜，被後來的漢族以不科學的分類法，區分為「高山番」和「平埔番」。不論是高山族還是平埔族，在居住於台灣的數萬年或數千年當中，向來都沒有使用文字，直到17世紀二○年代末期，平埔族當中居住在今天台南縣的部分西拉雅人，開始有了文字，這不能不說是原住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不過，這些文字，是入侵台灣的荷蘭人幫他們帶進來的。
1624年荷蘭人侵佔台灣後，傳教士也跟著來到。荷蘭人起初統治的範圍，以嘉南平原為主，該地居住的是平埔族當中的西拉雅族。除大員（今安平）之外，當時著名的幾個西拉雅族的社，有新港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市鄉）、麻豆社（今台南縣麻豆鎮）、蕭?社（在今台南縣佳里鎮）、目加溜灣社（在今台南縣安定鄉）、大目降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化鎮）等。這些西拉雅族的部落，成為最早與荷蘭統治當局發生關係、最早接觸基督教的原住民族。
1627年第一任的荷蘭牧師Georgius Candidius抵達台灣，先在新港社學習當地的語言（新港語），並以新港語在當地開始傳教（這種先尊重當地語言以便傳教的作風，與268年後，來到台灣的部分日本警察先學會閩南語以便管教台灣人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相較於318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，一到台灣不久就禁止台人使用自己的母語，簡直不能同日而語）。荷蘭傳教士用羅馬拼音文字（或稱拉丁字）寫成西拉雅族平埔語的《聖經》及多種宗教書籍如《祈禱文》、《十誡》等，包括Jac. Vertrecht的《Favtorlangh語基督教教材及說教書》、Daniel Gravius的《Sideia語馬太福音》，還有Gilbertus Harprt的《Favor-langh語辭典》等。到了1659年時，新港社住民已有83%信仰基督教，是當時諸平埔族部落中接受基督教最盛的一個社，這種羅馬拼音的西拉雅語文在新港社也最盛行，故稱此種文書為「新港文書」。這是原住民族歷史上首度出現的「我手寫我口」的文字。
平埔族人透過這些「教冊仔」，學會新港文，並開始運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。後來荷蘭人走了，較多的漢人來了，平埔族人與漢人之間有了土地買賣行為，平埔族人便以「新港文」來和漢人寫契約，漢人稱這種契約為「番仔契」。這類所謂「番仔契」，目前留存約有150件左右，是研究西拉雅族文化語言，及其與漢人關係極珍貴的史料（1933年5月，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將蒐集到的101件「番仔契」輯成《新港文書》）。
目前被發現的「番仔契」，年代最晚者在1813（清嘉慶18）年，距離荷蘭人離開台灣已有150年。可見荷蘭人走後一個半世紀之間，新港文還行於台灣南部的西拉雅平埔族社會。19世紀初，平埔族人與漢人定契約，深恐漢人有詐，往往在土地契約上以拉丁字補充並列，以防被欺。1774年的《台灣府志》曾這樣記載著：「習紅毛字者曰『教冊』，用鵝毛管，削尖，注墨汁於筒，醮而橫書自左而右。登記符檄錢穀數目；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，或橫貯於腰帶間。」我們當可想像，當年這些西拉雅族的祖先們，頭上插著鵝毛管筆的灑脫景象，誰能笑他們沒有文士之風呢？然而隨著外來文化的入侵，西拉雅人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，被漢化，被儒化，以致自己的語言與文字終告滅絕。從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的觀點來說，這種殘酷的事實，不也是台灣文化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文化浩劫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