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的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（Austronesian），族系多元而繁雜，被後來的漢族以不科學的分類法，區分為「高山番」和「平埔番」。不論是高山族還是平埔族，在居住於台灣的數萬年或數千年當中，向來都沒有使用文字，直到17世紀二○年代末期，平埔族當中居住在今天台南縣的部分西拉雅人，開始有了文字，這不能不說是原住民歷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不過，這些文字，是入侵台灣的荷蘭人幫他們帶進來的。
1624年荷蘭人侵佔台灣後，傳教士也跟著來到。荷蘭人起初統治的範圍，以嘉南平原為主，該地居住的是平埔族當中的西拉雅族。除大員（今安平）之外，當時著名的幾個西拉雅族的社，有新港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市鄉）、麻豆社（今台南縣麻豆鎮）、蕭?社（在今台南縣佳里鎮）、目加溜灣社（在今台南縣安定鄉）、大目降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化鎮）等。這些西拉雅族的部落，成為最早與荷蘭統治當局發生關係、最早接觸基督教的原住民族。
1627年第一任的荷蘭牧師Georgius Candidius抵達台灣，先在新港社學習當地的語言（新港語），並以新港語在當地開始傳教（這種先尊重當地語言以便傳教的作風，與268年後，來到台灣的部分日本警察先學會閩南語以便管教台灣人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相較於318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，一到台灣不久就禁止台人使用自己的母語，簡直不能同日而語）。荷蘭傳教士用羅馬拼音文字（或稱拉丁字）寫成西拉雅族平埔語的《聖經》及多種宗教書籍如《祈禱文》、《十誡》等，包括Jac. Vertrecht的《Favtorlangh語基督教教材及說教書》、Daniel Gravius的《Sideia語馬太福音》，還有Gilbertus Harprt的《Favor-langh語辭典》等。到了1659年時，新港社住民已有83%信仰基督教，是當時諸平埔族部落中接受基督教最盛的一個社，這種羅馬拼音的西拉雅語文在新港社也最盛行，故稱此種文書為「新港文書」。這是原住民族歷史上首度出現的「我手寫我口」的文字。
平埔族人透過這些「教冊仔」，學會新港文，並開始運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。後來荷蘭人走了，較多的漢人來了，平埔族人與漢人之間有了土地買賣行為，平埔族人便以「新港文」來和漢人寫契約，漢人稱這種契約為「番仔契」。這類所謂「番仔契」，目前留存約有150件左右，是研究西拉雅族文化語言，及其與漢人關係極珍貴的史料（1933年5月，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將蒐集到的101件「番仔契」輯成《新港文書》）。
目前被發現的「番仔契」，年代最晚者在1813（清嘉慶18）年，距離荷蘭人離開台灣已有150年。可見荷蘭人走後一個半世紀之間，新港文還行於台灣南部的西拉雅平埔族社會。19世紀初，平埔族人與漢人定契約，深恐漢人有詐，往往在土地契約上以拉丁字補充並列，以防被欺。1774年的《台灣府志》曾這樣記載著：「習紅毛字者曰『教冊』，用鵝毛管，削尖，注墨汁於筒，醮而橫書自左而右。登記符檄錢穀數目；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，或橫貯於腰帶間。」我們當可想像，當年這些西拉雅族的祖先們，頭上插著鵝毛管筆的灑脫景象，誰能笑他們沒有文士之風呢？然而隨著外來文化的入侵，西拉雅人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，被漢化，被儒化，以致自己的語言與文字終告滅絕。從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的觀點來說，這種殘酷的事實，不也是台灣文化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文化浩劫嗎？
1624年荷蘭人侵佔台灣後，傳教士也跟著來到。荷蘭人起初統治的範圍，以嘉南平原為主，該地居住的是平埔族當中的西拉雅族。除大員（今安平）之外，當時著名的幾個西拉雅族的社，有新港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市鄉）、麻豆社（今台南縣麻豆鎮）、蕭?社（在今台南縣佳里鎮）、目加溜灣社（在今台南縣安定鄉）、大目降社（在今台南縣新化鎮）等。這些西拉雅族的部落，成為最早與荷蘭統治當局發生關係、最早接觸基督教的原住民族。
1627年第一任的荷蘭牧師Georgius Candidius抵達台灣，先在新港社學習當地的語言（新港語），並以新港語在當地開始傳教（這種先尊重當地語言以便傳教的作風，與268年後，來到台灣的部分日本警察先學會閩南語以便管教台灣人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相較於318年後來到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，一到台灣不久就禁止台人使用自己的母語，簡直不能同日而語）。荷蘭傳教士用羅馬拼音文字（或稱拉丁字）寫成西拉雅族平埔語的《聖經》及多種宗教書籍如《祈禱文》、《十誡》等，包括Jac. Vertrecht的《Favtorlangh語基督教教材及說教書》、Daniel Gravius的《Sideia語馬太福音》，還有Gilbertus Harprt的《Favor-langh語辭典》等。到了1659年時，新港社住民已有83%信仰基督教，是當時諸平埔族部落中接受基督教最盛的一個社，這種羅馬拼音的西拉雅語文在新港社也最盛行，故稱此種文書為「新港文書」。這是原住民族歷史上首度出現的「我手寫我口」的文字。
平埔族人透過這些「教冊仔」，學會新港文，並開始運用到他們的日常生活。後來荷蘭人走了，較多的漢人來了，平埔族人與漢人之間有了土地買賣行為，平埔族人便以「新港文」來和漢人寫契約，漢人稱這種契約為「番仔契」。這類所謂「番仔契」，目前留存約有150件左右，是研究西拉雅族文化語言，及其與漢人關係極珍貴的史料（1933年5月，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將蒐集到的101件「番仔契」輯成《新港文書》）。
目前被發現的「番仔契」，年代最晚者在1813（清嘉慶18）年，距離荷蘭人離開台灣已有150年。可見荷蘭人走後一個半世紀之間，新港文還行於台灣南部的西拉雅平埔族社會。19世紀初，平埔族人與漢人定契約，深恐漢人有詐，往往在土地契約上以拉丁字補充並列，以防被欺。1774年的《台灣府志》曾這樣記載著：「習紅毛字者曰『教冊』，用鵝毛管，削尖，注墨汁於筒，醮而橫書自左而右。登記符檄錢穀數目；暇則將鵝管插於頭上，或橫貯於腰帶間。」我們當可想像，當年這些西拉雅族的祖先們，頭上插著鵝毛管筆的灑脫景象，誰能笑他們沒有文士之風呢？然而隨著外來文化的入侵，西拉雅人在大漢沙文主義的文化霸權下，被漢化，被儒化，以致自己的語言與文字終告滅絕。從尊重多元文化價值的觀點來說，這種殘酷的事實，不也是台灣文化史上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文化浩劫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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